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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比较法论坛“法律多元主义”研讨会成功举办

    www.comparativelaw.com.cn     发布时间:2017-06-12    来源:未知

          6月3日上午9点,由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主办、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承办的青年比较法论坛“法律多元主义”研讨会于我校学院南路校区科研楼B209会议室如期举行。来自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吉林大学等多个大学的六十余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论坛。
          首先,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比较法学研究院院长高祥教授致辞,他对与会人员表示了诚挚的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比较法学研究院的基本情况,以及中德、中美的交换项目,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随后,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比较法研究所所长王志华教授做会议的主旨说明。他指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法律多元主义”,在人类法律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应当承认法律的多元性和不同法律的共生性;在法律多元性基础上,法律的核心价值在于正义和正义的实现。承认法律的多元性,还要注意立足现实、放眼未来,从比较法角度关注法律对促进社会进步的意义,要形成自己的理论传统并予以坚持。青年是中国法学的希望,也是中国比较法学的希望,中国比较法学会一如既往地在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支持青年比较法论坛,祝青年比较法论坛越办越好。
     
    第一单元:“法律多元下的比较法律文化”
          本单元由刘馨老师主持。首先是华东政法大学的王静博士发言,主题是“杀伤尊亲属加重刑罚制度研究”。王静博士提出我国应重构“杀伤尊亲属加重刑罚制度”,在“国家本位”的立法大背景下,应当重构国家—社会—个人的三元结构,杀伤尊亲属加重刑罚制度有利于此三元结构的构建。杀伤尊亲属加重刑罚制度不仅存在于中国传统法制,在西方也源远流长,葡萄牙、法国现行刑法典仍保留此制度。重构此制度的必要性体现在二元结构的弊端,现行刑法缺乏人性基础以及经过一系列运动后孝道、家庭道德的极大破坏;同时此制度具有可行性,不违宪,亦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所以我国应当在司法实践中予以实践。评议人陈煜老师针对王静博士“引入家族制度形成三元结构”的观点,指出由于计划生育导致小家庭较多,恢复传统的大家族制存在一定困难;在用词上,评议人认为在中国传统法制上存在对杀伤尊亲属的特别规定,题目中的“加重”一词值得商榷。评议人杨帆老师在比较法和法哲学的概念分析上提出,文章没有上升到功能层次和文化层次的比较高度;在西方制度流变部分,应当介绍法国现行刑法中的制度在社会中的实践,以丰富论文内涵。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王银宏老师,题目是“‘想象中的真实’:近代早期中西社会中‘想象的恐惧’及其解决”。他基于《叫魂》和《猎杀女巫》展开了论述,认为近代早期中西社会中产生的叫魂与猎杀女巫现象存在一定的共同点,例如两者基本上发生在同一时期,人们对此产生的恐惧是真实的,但是引起恐惧的事情或事物却是想象出来的。其主要的不同点在于,西方社会中女巫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基督教信仰,猎杀的女巫多为熟人社会中的人,如邻居、村民等,而孔飞力所述的“叫魂”的产生则主要是基于民间迷信和“统治危机想象”,所针对的主要是熟人社会中的“外来者”,如化缘的和尚、流浪的乞丐等。在解决手段上,中西方都规定了酷刑的合法性及其在审判中的运用,但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酷刑的滥用,同时也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中西方对这种“想象的恐惧”的解决都是出于“秩序”的目的。评议人汪强老师指出,论文对发生在不同空间但时间重叠的两起事件的比较是恰当且极有意义,比较的背后反映的是治理模式,体现的是治理逻辑。叫魂作为偶发事件,引起一连串权力运作,女巫猎杀则可视为一种“运动式的治理”。由此,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此类“运动式治理”在西方社会进入近代以后,是否曾发生过?如果发生,原因是什么;如果没有,则如何解释?评议人刘振宇老师认为,本文的写作风格介于书评和史论之间,史料呈现的差异性与分析框架的同一性构成了内在的张力,两个国家在相近时段的不同表现是受制于政治制度的不同运作方式还是受制于宗教文化的不同表达形式值得研究,而暴力运用和问题解决之间的实质性关联同样值得论证。
          第三位发言人是西北民族大学的敏振海老师,发言题目是“法律多元视域下伊斯兰法对中国西北穆斯林的影响”。他归纳了伊斯兰法对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的产生、婚姻家庭、饮食服饰、商事交易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进而指出我们应该发掘伊斯兰法的正面价值,使之成为国家法律的有益补充。清华大学的马敬博士进行了评议,他指出论文对案例材料的细节描述尚有欠缺,可能造成读者的理解障碍;同时,论证分析缺乏伊斯兰法和中国传统法的比较研究。评议人丁辰熹博士指出,在论文方法上仅选择一座清真寺作为调查对象,样本略显单薄;在法律多元视域下,教法与国法是否存在冲突,在冲突发生时阿訇对教法又如何解释,进行解释的阿訇对国法又了解多少。
          最后一位发言人袁开宇博士,题目是“世间安得双全法”,他提出了一个无神论宗教观的政权如何运用现代法治手段如何对宗教地区进行治理和在地方性知识框架下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理解法律与宗教的关系的问题。评议人鲁楠老师指出,中国传统法文化具有多元性,尤其是佛教法文化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法文化是其突出表现,在这种法文化多元性的展现中,边疆治理问题尤为关键,文章系统整理和反思了中国帝制下封建政权对边疆的治理与政策。但论文中仓央嘉措的经历与清廷对藏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视角转化不足;对仓央嘉措"舍戒"是否合乎佛教法的讨论,要结合六世达赖作为宗教领袖的身份,宜慎重考虑;金瓶掣签制度具有的占卜色彩与格鲁派的教理存在冲突,相关论述略显单薄。评议人谢晶认为,史料选择了汉文史料和藏文史料,对同一事件的记叙存在差异,袁博士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
          在自由讨论环节,对于“杀伤尊亲属加重刑罚制度”,第一位发言人同意对传统优秀法文化的挖掘,但可以结合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进行补充。第二位发言人指出,可以引入日本对杀伤尊亲属的案例,以充实论证;在尊亲属虐待卑亲属层面,法国刑法典有相关加重的规定,可以从家庭伦理角度展开对比分析。最后一位发言人认为第一篇论文中以家族为中间环节的社会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并且传统的家族经济、教育、社会功能已不存在,家族理论框架是不恰当的。
     
    第二单元:围绕“法律多元与制度建构”
     
          本单元由张建文老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华东政法大学的王婧,题目是“法律贵族的价值:1873年司法改革与英国最高法院的设立”,主要研究法律贵族与英国最高法院的关系。法律贵族适应了英国政体和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的趋势,使得1873年司法改革顺利完成。同时,法律贵族促进了英国法院与法律体系的统一,为布莱尔设立英国最高法院奠定了基础。评议人于明老师建议可以从英国宪法“尊荣”的角度解释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诠释从上议院贵族向最高法院法官的变迁过程。仝宗锦老师也从自己的角度,对发言人的报告提出了若干批评和建议。
          第二位发言人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薛童老师,题目是“制度竞争视角下法律多元化及其在国际私法上的启示”。各国民商事法律的多元并立,一方面导致跨境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需要各国判决一致的冲突规则。另一方面,在国际私法的规则框架内,经由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制度选购,形成制度市场并导致制度竞争。制度竞争的结果关涉到涉外法律服务业的发展、跨国商事法律规则制订的影响力以及法律价值和法治传统的分享和输出。我国作为后进的制度竞争参与者,应当采用适当的策略,利用制度竞争机制实现制度创新和竞争胜出。评议人陆宇峰老师指出,在全球新商人法兴起的背景下,当前国际商事仲裁的规则主要来自商事合同,这可能使依靠国家发展实体法的所有努力丧失意义。评议人杨立民老师肯定了本选题的意义,但同时认为司法二元制的司法格局在实践中实现较为困难。
          第三位发言人是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张袁博士,题目为“比较法视域下程序性判例的地位与功能”,她指出了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程序性判例生成不足、研究空缺等问题,通过对比分析美国、德国与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判例的地位,呼吁对程序性判例的重视。评议人王星译博士指出,刑诉法学者对案例指导制度关注不足,已有成果深度不足。刑诉法学者在利用比较法研究方法时仅停留于简单的制度比较,疏于更深层次如功能、文化等方面的比较。张袁博士的文章过多着墨于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对“程序性判例”的论证稍有不足。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孙小娇老师,题目是“近代早期英国永业、信托与家产继承”。近代早期英国仍处于农本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土地的流动具有重要意义。长子继承是家内土地流动的主要方式,有限的地权无法满足地产主设立永业的需求,地产托管与信托成为地产主实现永业的重要手段。法律出版社的解锟老师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康宁老师分别做了精彩的评论。

     
    第三单元:“法律多元的多维透视”圆桌会议

          本单元由泮伟江老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余盛峰老师,他指出,现代多元主义不只是对现状的描述,更是一种政治理想和法律愿景。即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但多元主义的多,其实还有新教伦理的一作为底盘。今天的欧洲分裂,新教伦理退化,以及伊斯兰挑战,多元主义正面临危机,迫切需要新的共识基础。
          第二位发言人是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周维明老师,他强调,法律普遍主义的本质是韦伯提出的理性化,而多元主义的基础在于历史和传统,如何处理理性化与历史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法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黑格尔曾经指出,真正的同一性恰恰在于保持差异性,在对法律多元主义的研究中如何真正贯彻黑格尔的这一命题是比较法研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我国的法学研究应当摒弃法律东方主义的"西方有法,东方无法"的霸权主义话语与观念,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法律主义,在世界共同体的框架中重构对中国法的历史叙事,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世界法治文明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位发言人是南昌大学的程迈老师,他认为,多元主义不是法律体系内部的多元,而是对外的,各国法律相互之间多元,各国法律有不同的价值目标,但最终服务于一个目的,抽象成“民族、法治、平等”的目标,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各国处于不同的阶段,即为多元性。
          第四位发言人是华侨大学的杨静哲老师,他提到在范畴和界定上,法律多元性还没有统一而权威的标准。我们现今处于“三重奏”的时代,包括了民族国家的法、全球化的法和后全球化的法。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看,诸多学者采用了哲学路径、政治学路径、法学路径和社会科学路径来解释法律多元。可以说,研究法律多元的手段也是多元的。
          第五位发言人是清华大学的赵彩凤博士,她以嫁妆为切入点,探讨印度法婚姻家庭法。嫁妆与印度队寡妇群体与萨蒂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萨蒂仪式从古代的偶发到近代形成制度,虽在英国殖民期间遭到禁止,但在当今社会仍时有发生。嫁妆致死与萨蒂制度在新闻上几乎相提并论,假借宗教的力量,在群众的冷漠围观中杀死弱势的寡妇群体,都是一种犯罪行为。第六位发言的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韩振文老师,他从法源、法社会学、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等视角证立法律的多元性,提出非正式法源的种类非常宽泛,具有法律意义作为法官审理案件之依据的准则来源如此多样复杂,法律必然是多元的,同时有学者认为合同作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体现也可以作为正式法源,这种观点能否被采纳?法社会学采用政府的法和非政府的法的概念框架,认为两者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国家法律与私人政府的规则在功能上很难分开,伴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到来,有一种“没有国家的全球法”或“商人法”事实存在,打破了国家与法律之间必然联系的禁忌,这种法律多元的观点能否为官方所接受值得深思。
          第七位发言人是爱丁堡大学的钟驰名博士,他主要从方法论的视角分析法律多元主义。他认为法律实证主义所运用的概念分析方法,其核心是把复杂的法律现象用一种一元的方式呈现出来。相反,他认为法律诠释主义所主张的人们对“法律是什么”的理论争议,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法律的多元化理解,即一个社群内部对法律的多元理解。因此在方法论的层面,法律诠释主义与法律多元是相容的。
          最后一位发言人是山东大学的曹晟旻博士,他认为不管是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之间,还是在一国法律体系内部,法律多元主义均是适用的,其并非总是指向同一个价值目标,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其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关于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关系的探讨就是典型例证。另外,他还指出法律多元主义作为国内学者研究的基本框架过于泛化,为此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规范和限缩。
          最后由北京师范大学的马剑银老师和华东政法大学的于明老师进行会议总结。马剑银老师围绕会议的主题“法律多元主义”指出,研究法律多元是以承认法律多元永恒存在为前提的,法律多元主义和法律普遍主义并不在同一层面,不同文化中的普遍主义组合成了多元主义,这是现代法学得以存在的基础。有学者认为法律是世界观最集中的表达,不同的人群自然会建构不同的法律表达,但不同的法律概念是可以抽象的,也可以相互沟通,在其中寻找人类社会的常态。于明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明年青年比较法论坛的情况,并代表华东师范大学的于浩老师向在场的诸位老师和同学发出诚挚的邀请。
          在热烈的掌声中,本届青年比较法论坛圆满结束。本次会议是我院承办的又一次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学术研讨会。我院致力于比较法学研究,采众家之所长,集东西之精华,不断推动我国比较法学的发展。
    (撰稿人/孙菊鸿  摄影/李鹏举)

    (责任编辑:bjf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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